课后，有同学开玩笑说：如果当初**将资本家“剥削有功论”，换成杨老师的“参与创造剩余价值”，或许，更能得到党内的接受。

所以说，理论需要创新。

或者说，只要政治需要，总会“创新”出“理论”。

也有人说：没用，只要“老毛”不接受，什么理论都是反动的，整不死你。

……

在党校学习，学习氛围真的是很好，不但有必修课，还有大量的选择修课供同学们选择，胡晨阳就尽可能多地报了一些选修课，只要有时间，一些没报的选修课程他也会去“蹭”听，他觉得，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多听听课，多汲取些理论知识，多增加一些知识点，多激发一些思考点，都是好的。

选修课一般都是在晚上，第一堂选修课就是胡晨阳十分感兴趣的，叫做《低代价发展模式与当代华夏的发展》，主讲人是哲学部的邱教授，课讲得很好，远远超出了胡晨阳的心理预期。

“发展”与“代价”这一提法本身就蕴含了一种价值判断，发展总是要付出或者说是伴随着“代价”的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考这个问题，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，是有一个认识和深化过程的，一些大哲学家、思想家如霍布斯、卢梭、黑格尔乃至马克思，都有论述。

邱教授还特别介绍了意大利的“罗马俱乐部”，这个俱乐部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其成员大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世界各国的知名科学家、企业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教育家、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等，其领导机构是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，这个俱乐部就深入研究过“发展与代价”问题，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《增长的极限》，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。

报告指出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“赶超发展战略”， 对发达国家单纯地赶超和模仿，只追求经济增长，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，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，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，更是造成了诸多严重的问题，如环境污染、资源贫乏、人口爆炸、社会邪恶上升和核威胁等。

罗马俱乐部也是人类环保组织的先驱，它提出的最新观点是：人类科技根本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，气候变化并非问题本身，它只是一个外部现象。现象的本质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，人类始终追求着无限的发展———这带来地球人口的增加、资源的耗费以及能源的消费。

邱教授也介绍了：国际上也有一些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声音，主要的批评声音都来自美国，指责这个俱乐部是个左倾组织。

“左倾组织”，这说明，即使在国际**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今，左倾组织仍然是有广泛影响力的，也是有一定力量的。

邱教授指出：“西方人对发展及其代价的反思批判，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：它既有助于我们自觉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，尽量避免其灾难，也要求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发展，寻求更合理的发展模式，把代价减到最低限度。

关于“代价”，有二种，一种是“必然性代价”，是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的；还有一种是人为造成的代价，比如“大跃进”年代砍树大炼钢铁，这种代价惨痛之极，愚蠢之极。

“必然性代价”与发展密不可分，其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：

一、就代价与发展目标而言，发展目标定得适中合理，代价就小；如付出过于沉重代价，则很可能因为发展目标定得太高、发展速度要求太快。

二、就代价与发展动力而言，代价与新生因素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固有矛盾的体现，因而，双方相互排斥、相互联结，推动了社会发展。

三、就代价与发展方式而言，发展并不是事物全面或全部的进化，而总是以某些方面的率先或优先发展，另一些方面的暂时牺牲或滞后的形式来进行的。而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，将直接决定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。手段和途径不同，代价就会不同。

四、就代价与发展的程度而言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，人的自觉性程度越高，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进、共生共荣的关系，社会主体的各种发展目标就越容易协调一致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。反之，社会越不发展、越不文明，人的素质越低，代价的付出就越大，发展对代价的依赖性也就越大。

五、就代价与发展风险而言，代价在没有出现之前，往往是作为某种风险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的，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既可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，又意味着可能遭遇危险，付出代价。因而风险总是包含着潜在的代价。

结合华夏国情，客观地评价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，高速度的发展模式，也引发了七大问题：生态、贫富、城乡、社保就业、“三农”、信仰道德、公共卫生。必须承认，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成功的。

结论：华夏惟有走低代价发展道路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邱教训还特别指出：国际上有些“华夏威胁论”，除了偏见与别有用心，也有一种现实的担心，近些年我们的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高代价的增长模式，威胁到环境，也威胁到资源，给西方某些“华夏威胁论”者提供了口实。

这堂课，很对胡晨阳的胃口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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